从“打扫卫生”到国家战略，中国环保事业在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，有一位学者型领导者，以法律为武器、以政策为框架，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石——他便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曲格平。
一、从“卫生问题”到国家战略：环保意识的觉醒
20世纪70年代初，“环境保护”对中国人而言仍是一个陌生词汇。彼时，工厂烟囱被视为工业化进步的象征，环境污染被归咎于“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”。曲格平在采访中回忆：“当时人们以为环保就是处理垃圾和扫厕所，甚至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污染问题。”
这一认知的颠覆始于1972年。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，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（斯德哥尔摩会议），曲格平作为核心成员亲历了这场“环保启蒙”。在瑞典，他目睹了环境污染对生命的摧残：示威者抬着因污染致残的受害者，控诉工业化的代价。这次会议让他深刻认识到，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、与经济发展紧密交织的挑战。回国后，曲格平推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（1973年），首次将“环境保护”定义为涉及国民经济的系统性工程，并促成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环保事业的制度化开端。
二、立法先行：构建中国环境法律体系
曲格平坚信，法治是环保事业的基石。1976年，他赴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期间，系统研究了西方国家的环保法律体系。归国后，他主导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》（1979年），这部法律开创了四项里程碑：
1. 机构设立：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环保管理机构；
2. 责任界定：确立“谁污染谁治理”原则；
3. 预防机制：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；
4. 过程管控：规定污染防治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（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施工、投产）。
此后20年间，他推动制定了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等25部法律，覆盖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各领域，形成了全球最密集的环境法律体系之一。尤为重要的是，1997年《刑法》修订时增设“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”，首次将环境犯罪纳入刑事追责。
三、政策创新：三大原则与八项制度
在立法基础上，曲格平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政策框架：
1. 环境影响评价
2. 排污收费
3.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
4.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
5. 污染限期治理
6. 排污许可证
7. 污染集中控制
8. 环境监测网络
这些制度将环保从“末端治理”转向全过程管控。例如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90年代推广至规划层面，成为遏制“先建设后补环评”乱象的关键工具。
四、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融合
曲格平的国际经验深刻塑造了中国环保的治理逻辑。他拒绝照搬西方“先污染后治理”模式，主张通过法律约束和行政监管实现“边发展边修复”。1983年，他推动环境保护被写入工作报告，成为基本国策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，他又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中国实践，促成《中国21世纪议程》的出台。
他亦是中国环保国际化的桥梁：1992年推动设立全球环境基金（GEF）中国工作组，1994年促成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履约机制的建立，使中国从环保“学习者”逐渐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。
五、生态文明新时代：承前启后的思想遗产
2012年，“生态文明建设”被纳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曲格平感慨：“环保终于从部门工作升华为国家战略。”他晚年尤为强调法治与监督的协同：“法律虽多，执行不力；方针虽好，落实不足。”这一警示与当前中央环保督察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改革形成呼应。
在他看来，环保的未来在于“制度合力”：法律刚性约束、市场激励机制、公众参与监督三者缺一不可。正如他在《九十感怀》中所言：“上下齐心、法治护航，2030年的绿水青山必可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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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征程的接力
曲格平用四十年职业生涯证明：环保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制度设计与治理智慧的考验。从“无法可依”到“依法治污”，从“边缘议题”到“文明形态”，中国环保的每一次跃升，都凝聚着开拓者的远见与坚守。如今，这场绿色长征仍在继续——而每个人，都应是接力的火炬手。